16世纪里，面对日益堆积的战争债务，主权部门不得不被倒逼着去发展国家机构，加强行政职能，改革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债务体系，最终将封建王权让步于议会，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来梳理现代公共债务体系的诞生过程，阐述税制改革和英格兰银行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解释英国是如何一步步打造出现代银行体系，转身成为欧洲列强中举债能力最强的国家。
回顾前文：
在上一期，我们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核心案例，研究了这些以利益为导向的借贷金融机器（主权与贵族），在披上“公司”外壳后，是如何与主权部门肩并肩地推动了全球殖民化，且同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公司制度，即股份有限公司。
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巨型殖民公司的背后，由殖民竞争所诱发的主权战争却间接地推动了欧洲政治制度和财政体系的整体性变化：在16世纪，面对日益堆积的战争债务，主权部门不得不被倒逼着去发展国家机构，加强行政职能，改革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债务体系，将让位后的封建皇权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其中，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著作《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中，提出了欧洲现代国家起源相关的理论框架。在其理论框架中，他提到，在不断城市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强制力的增加和资本的日益积累，有效地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效应，发展出军事国有化，国家官僚化以及税制体系化的结果，以形成对外发动战争的原动力，最终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间的主权国家演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即“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的过程。
因此，在这一期，我们将从历史的视角来梳理现代公共债务体系的诞生过程，阐述税制改革和英格兰银行所扮演的重要身份，解释英国如何一步步打造出现代银行体系，转身成为欧洲举债能力最强的财政强国。
Charles Tilly，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提出者。Source: Wikipedia
“议会至上”原则：封建王权与议会的财政权力拉锯战
**早在1215年，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在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后，已经名义上出现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原则，用于限制皇权对于贵族的财产侵犯。**而在此之前，世袭制下的君主专制，即世袭绵延的英国国王，具有着无限的权力。《大宪章》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国王征税前必须召开有若干贵族组成的会议，为后来议会权力不断扩大的君主立宪制打下了基础，且保障民众的自由权与财产权，形成了重要的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
国王，具有着封君与国君的双重身份：即在封君封臣制度下，国王是全国的最高封君，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一系列世袭性的特权收入。主要包括王室领地收入、王室司法收入、封建协助金和事件金收入、王室森林收入等，均属于王室在和平时期的常规收入；而国王的国君身份则使他可在战争，自然灾害等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向臣民征收税收，则属于王室的特别收入，或者说非常规收入。
**鉴于“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英国国王就便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特权收入。**当15世纪的亨利七世（Henry VII of England）即位后，就立即连续颁布5个法令，恢复在玫瑰战争期间被贵族侵占的王室领地；他还利用司法特权来获得大量的收入，通过没收土地的方式来扩大王领。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共有1348名贵族被巧处叛国罪，他们的土地全部被没收，而像着这样的通过扩大特权收入来巩固财政收入的案例在英国君王的统治历史中实在是屡见不鲜。
**在20世纪末，理查德鲍尼（Richard Bonney）和马克奥尔默德（W.M. Ormrod）提出了新财政史的研究范式，他们将欧洲的历史看作从贡赋国家（Tribute State）经过领地国家（Domain State）和税收国家（Tax State），最终转变为财政国家（Fiscal State）的过程。**在那时，英国还未从领地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最直接的能够说明就是：在詹姆斯一世（James VI and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 of England）时期，议会直接税收入分别只占财政收入的9.28%和3.96％。与此相反，处于国王严格控制之下的王室领地收入和特权收入，却占财政收入的3/4左右。因此，美国历史学家（James Westfall Thompson）评价道：“正常地说，在封建的盛世，公共征税是不存在的。甚至国王也是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是依靠王室庄园的收入，而不是依靠赋税的进款。”
但自16世纪起，由于国家机构的发展、行政职能的加强和对外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开支大幅度增加。特别是这一时期欧洲正处于所谓的“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时代，战争花费不断攀升，欧洲各国为了能够实施强有力的战时财政体制，就必须要强化各自的财政基础。按照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就是：“16世纪的一场战争，费用为数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已上升到数千万英镑。” 因此，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可以说整个战争已经沦为金钱的问题，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拥有最后一枚钱”的人。
Michael Robert提出了的16至17世纪间所发生的军事革命，Battle of Breitenfeld上的火枪手编队代替了传统的骑士阵营*。Source：Wikipedia*
从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uart）早期开始，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虽然詹姆斯一世每年的正常收入从31.5万英镑增加到46万英镑，但在1613年，王室负债50万镑，1618年就增加到了90万镑。**到查理一世时期，尽管进行了财政改革，如紧缩王室开支、扩大财政收入来源，王室财政状况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当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却又无法找到新的财源时，必然会出现财政危机。**在17世纪，当斯图亚特王朝到了查理一世的统治，他沿袭詹姆士一世实行专制统治，由于王室常年财政紧缺，他试图将财政权从议会手里夺回，因此在税收问题上都与议会发生过激烈的冲突。1606年，英国商人约翰·贝特拒绝交纳新近开征的从威尼斯进口的葡萄干关税，并将其诉诸财税法庭。财税法庭判国王胜诉，陪审法官克拉克指出：“征税权是王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不能与王权分立，正如王冠不能与头分离一样。” 不久后，英国内战打响。最终，于1642年，以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为首的议会军最终打败王党军，公开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可惜，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没有存活太久，英国又重新回到了君主专制制度。